由於選民同情安華處境，因此阿茲敏毫無懸念地成功當選為雪蘭莪州淡江州議員，正式脫離助理身分，成為獨當一面的政治代議士。

』」 一次拍攝最長的片段大約是8分半鐘左右，飾演其中一名傳訊士兵的演員Dean-Charles Chapman，甚至在聽到導演喊cut的時候，忍不住激動落淚：「那是我們第一次成功，真的完全擊中我的哭點，一鏡到底的概念就是如此讓人沉醉其中。相較之下，同樣是ARRI出產的TRINITY穩定器，結合小型搖臂般的俯仰軸與穩定的滾動軸，對於拍攝角度多元、連續鏡頭需求大的《1917》來說，簡直如魚得水。

延伸閱讀：攝影指導Roger Deakins──年年交出不同類型精采傑作 拍攝遇到的困難：超長排練期、全外景拍攝與天氣連戲 你必須要排練到，能完全抓到對的節奏為止。文：黃威（DCFS編輯部） 你有想過一鏡到底的戰爭片，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嗎？曾以《美國心玫瑰情》榮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的Sam Mendes（山姆曼德斯），這次找上老搭檔攝影指導Roger Deakins（羅傑狄金斯），以「一鏡到底」的方式呈現他2020年最新的一戰電影《1917》。「拿到劇本時，上面寫著整部片的構想是『一個連續不斷的鏡頭』，我還不太相信。黃金搭檔再度合作，打造一部「片長反映故事時間」的電影 我想用真實的時間順序講述兩個角色的故事，並以一鏡到底呈現。對於機身的輕便性，他逗趣地說：「隨著我越來越老，它們（攝影機）則變得更小更輕。

」 此外，Deakins並不喜歡用廣角鏡拍攝特寫，因為畫面容易變形，而Alex Mini LF屬於大畫幅攝影機，搭配Signature Prime 40mm的定焦鏡頭，可以讓攝影師彈性拍攝特寫與遠景，同時保有不扭曲且寬闊的畫面感，也不會有變焦鏡頭的呼吸效應。他笑道：「有一段5分半鐘的片段，本來一切都到位、很完美，結果最後攝影機操作員被一塊墊子拌倒，完全是人為失誤。試想就連丹麥一份報紙，刊登一幅把五星紅旗上的五星替換成五顆病毒的漫畫，也不在中國壓力下低頭，美國大報就可想而知了。

筆者在此借花敬佛，再結合自己對中華民族構建的理解做一介紹。所以有「中國是亞洲病夫」的說法，而沒有「中國人是亞洲病夫」的概念。大概，美國也和台灣一般，編輯在擬定標題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權。事件最後如何收場不得而知。

在西方人的用法中，「病夫」一直指國家，而不是指人。但在沒有言論自由傳統的中國，是否能容忍沒有一定準則，視乎中國官方想如何處理。

回到第一個問題，關鍵是「亞洲病夫」這個詞，有沒有侮辱中國的含義？這個問題其實分兩面：西方人有沒有認為「亞洲病夫」侮辱了中國人，中國人有沒有認為「亞洲病夫」侮辱了自己。中國為此驅逐美國記者，外界看來有點小題大做，但這正是中國一貫反美作風的合理邏輯，而且還多少報復了前一天美國宣佈把五家中國在美傳媒定為「政府代言人」。比如中國常常指責日本政府是軍國主義，指責美國是「美帝」，但日本人民卻不是「軍國主義者」，美國人也不都是帝國主義者。據研究，最早翻譯的底本是1896年10月17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《字林西報》中的一篇文章，經翻譯後稿名為《中國實情》，刊登於當時改革派報紙《時務報》上。

台灣學者楊瑞松或許最有發言權。該事引發美中有關言論自由的新一輪爭議。他在推特上喊冤，說自己在正文中並無用到「sick man of Asia」一詞，標題是報紙編輯擬定的，不是自己的責任。當時大量言論都在探討如何為「東亞病夫」開藥方。

中國也經常謹慎地把國家、政府和人民相區分。病夫（sick man）這個詞並非西方人發明專用在中國人身上的。

上世紀60年代，英國經濟不景氣，媒體都說「英國病」（British Disease），也有不少人說英國是「歐洲病夫」（sick man of Europe）。其大作《病夫、黃禍與睡獅 : 「西方」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》詳細地梳理了晚清民國時代東亞病夫、黃禍和睡獅這三個構建中華民族主義的文化符號的形成過程。

在「外交戰狼」當道的中國，又是「美帝」言論，當然就不屬言論自由了。中國方面認為，「Sick Man of Asia」在歷史上是對中國人的侮辱，《華爾街日報》用這個標題意在歧視、侮辱和惡意抹黑中國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中國對以上的解釋嗤之以鼻，認為「《華爾街日報》只有一個」，中國沒必要搞懂它的内部分工。《華爾街日報》在2月3日刊登一篇標題為「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」的評論文章，招致中國報復，吊銷了《華爾街日報》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証，逐出中國。事實上，在19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談及中國是東亞病夫時，雖然心情沉重，但絲毫不覺得有什麽「侮辱」或「歧視」。如果這篇文章是俄羅斯報紙發出來的（俄羅斯右翼反中文章也不少），中國也許就視而不見了。

而記者部也在喊冤，說《華爾街日報》記者和評論版編輯是兩個部門，不應該因為評論編輯的問題而把記者當作替罪羊。」但《華爾街日報》拒絕了這個要求。

很顯然，這裡「東方之病夫」就是指大清，或者中國，而不是中國人。翻譯之後的原文為「夫中國——東方之病夫也」。

中國學者韓晗的《民族主義、文化現代化與現代科學的傳播——以「東亞病夫」為一詞的流變為中心》（註）則補充梳理了一些民國以後的一些情況。19世紀末，漢人知識分子從西方人的新聞評論中翻譯了「sick man of Asia」這個詞，譯為「東亞病夫」（或東方病夫）

《華爾街日報》則強調，文章是「評論」（op-ed），不是社論，不代表報刊編輯部的立場，而編輯如何擬訂標題是言論自由。據研究，最早翻譯的底本是1896年10月17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《字林西報》中的一篇文章，經翻譯後稿名為《中國實情》，刊登於當時改革派報紙《時務報》上。比如中國常常指責日本政府是軍國主義，指責美國是「美帝」，但日本人民卻不是「軍國主義者」，美國人也不都是帝國主義者。在19世紀很長一段時間中，「sick man」都專指鄂圖曼帝國，形容為「歐洲病夫」（sick man of Europe）。

當時大量言論都在探討如何為「東亞病夫」開藥方。但在沒有言論自由傳統的中國，是否能容忍沒有一定準則，視乎中國官方想如何處理。

在中國壓力下，《華爾街日報》中國分社社長鄭子揚（Jonathan Cheng）在20日向公司高層發出以中國分社為主的53名員工簽名的公開信（鄭沒有簽署）：「我們……要求你們考慮更正標題，並對讀者、消息來源及任何被冒犯的人致歉。所以有「中國是亞洲病夫」的說法，而沒有「中國人是亞洲病夫」的概念。

在言論自由的國家，這個標題不算一回事。一個負面的詞語形容人和形容國家，在觀感上差別很大。

19世紀末，漢人知識分子從西方人的新聞評論中翻譯了「sick man of Asia」這個詞，譯為「東亞病夫」（或東方病夫）。如果這篇文章是俄羅斯報紙發出來的（俄羅斯右翼反中文章也不少），中國也許就視而不見了。中國方面認為，「Sick Man of Asia」在歷史上是對中國人的侮辱，《華爾街日報》用這個標題意在歧視、侮辱和惡意抹黑中國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回到第一個問題，關鍵是「亞洲病夫」這個詞，有沒有侮辱中國的含義？這個問題其實分兩面：西方人有沒有認為「亞洲病夫」侮辱了中國人，中國人有沒有認為「亞洲病夫」侮辱了自己。

《華爾街日報》在2月3日刊登一篇標題為「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」的評論文章，招致中國報復，吊銷了《華爾街日報》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証，逐出中國。事實上，在19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談及中國是東亞病夫時，雖然心情沉重，但絲毫不覺得有什麽「侮辱」或「歧視」。

病夫（sick man）這個詞並非西方人發明專用在中國人身上的。如果那個標題真的「侮辱中國人」的話，是否言論自由所允許？一個簡單的回答是，美中雙方對此理解的差距很大。

早在19世紀中期，「sick man」一詞已用來比喻一個國家處於運轉不靈的衰落狀態。他在推特上喊冤，說自己在正文中並無用到「sick man of Asia」一詞，標題是報紙編輯擬定的，不是自己的責任。